（西六宫）

 

　　沿着纵贯紫禁城的御道一直向北，穿过雄浑空阔的外朝大殿，通过了乾清门，就来到了皇帝的内廷。这里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接见大臣以及读书习字的地方，也是他和后妃们起居活动的场所。

　　乾清宫和坤宁宫是属于皇帝和皇后的，东西十二宫则是其他嫔妃的居所，它们星辰一般簇拥着象征天、地的乾清、坤宁两座宫殿。

　　清代的后妃制度是在明代后妃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到了康熙以后，后宫的位号就有了具体的规定：一共分了八个等级，其中皇后一名，皇贵妃一名，贵妃两名，妃四名、嫔六名，另外，地位比较低的贵人、常在、答应等不限人数。

        清朝选秀女是从顺治皇帝开始的，从八旗女子中挑选出中意的少女作为内廷的后妃，顺治皇帝的这一作法从此代代相传，成为清宫的一个制度。

　　八旗选秀女，每三年一次，由户部主持，选中的秀女就作为皇后、妃嫔的候选人，或者选配给王公贵族。包衣三旗秀女，每年挑选一次，由内务府主持。这些人中虽然也有一部分后来升为妃嫔，但绝大部分都成为后宫妃嫔的使女。

　　参选的秀女要成为清宫后妃，要想住进这金碧辉煌的宫殿，必须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考察和挑选。

　　首先，要严格审查她们属于哪个旗，年龄有多大。

　　因残疾而不能入选的，由族长层层上报到都统，也就是这个旗的旗长，说明原因，报户部上奏皇帝后，才可以免除应选，自行婚嫁。如果违犯了这一规矩，就要被追查治罪。

　　在选秀女之前，先由户部奏报皇帝，获得批准后，由八旗的各级基层长官，逐级将适龄女子的花名册呈报上来，到八旗都统衙门汇总。最后户部上报皇帝，由皇帝决定选阅日期。

　　各旗选送的秀女，要提前送到京城。在选秀女的前一天，她们乘坐的骡车由本旗的基层长官参领和领催排定次序。

　　日落时骡车开始出发，入夜时分进入地安门，停在紫禁城的北门神武门的外面，等待宫门开启以后，选送的秀女，仍然按照上车前排好的次序下车，然后由宫中的太监领着她们进入顺贞门。

　　皇宫的御花园、体元殿、静怡轩等处都曾是选秀女的场所。选秀女时，通常是五六个秀女站成一排，由皇帝、太后亲临现场挑选。如果看中了谁，就留下她的名牌，叫做留牌子，没选上的将名牌丢弃，就叫撂牌子。

　　这是同治帝选阅秀女所用的绿头牌，这位名叫阿鲁忒氏的秀女，就是后来同治皇帝的皇后。

　　在现代人的想象中，秀女们一定是倾国倾城，一个比一个美貌娇艳。可是看到这几张清末应选秀女的照片时，人们难免要大失所望，实在看不出这些面孔漂亮在哪。

　　这是因为，清朝明确规定，八旗秀女接受选阅时，必须穿旗人服装，严禁穿时装。并且，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万恶淫为首，“好色”是极不名誉也不道德的。所以，清朝统治者公开的两条选秀标准，一是品德，二是门第。

　　初被选中的里边还有绝大部分人要被淘汰，也就是所谓的撂牌子。

　　然而，走的与留的，哪个是福，哪个是祸，实在很难说清楚。

　　清代从顺治皇帝到光绪皇帝九朝，选秀女80多次，按后来入葬陵寝的后妃统计，共214人。在这些后妃之中，乾隆皇帝的第一位皇后富察氏可算是一位幸运者。富察氏是乾隆在做皇子时的嫡福晋也就是正夫人，十年后，乾隆登极，她也当上了皇后。

　　乾隆十三年正月，富察氏跟随皇帝和皇太后东巡，前往山东曲阜祭孔，三月十一日，死在了返京途中的船上，年仅37岁。乾隆为此悲恸不已，连续九天，乾隆每天在皇后棺材前三次摆上供品，并用富察氏生前所希望的“孝贤”二字来作为她的谥号。

　　孝贤皇后的灵柩安放在裕陵地宫后的四年多，在这段时间里，乾隆皇帝共为她奠酒一百多次，并写下一篇情真意切的《述悲赋》：“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佐兮孰予随？”意思是说：我是多么的悲痛啊，这样地生死离别，失去贤惠的内助，从今往后谁来陪伴我呢？

　　像孝贤皇后这样的幸运者并不多，绝大多数的皇后、妃嫔是在孤独寂寞中度过一生。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图，叫消寒图，以九个九笔的汉字组成，每一笔代表一天，每个字代表一九，从冬至开始，每天填一笔，九个字填满即出九，冬去春来又过了一年。长夜难眠，百无聊赖，填注这种“消寒图”就成为她们打发漫漫寒冬的消遣方式，日子过得这样了无生趣。

　　即使得到了皇帝的宠幸，也难以持久。因为皇帝喜恶无常，从顺治皇帝开始，清宫里废后为妃、降妃为嫔的屡见不鲜。仅道光一朝，20位后妃，竟有10位受到了降级处分。

　　乾隆皇帝的第二个皇后乌拉那拉氏，在乾隆做皇子时就陪伴着他了。她不仅深得皇帝宠爱，而且颇受皇太后喜欢。然而，在乾隆三十年年初乾隆第四次下江南的途中，刚刚过了48岁生日的皇后，在杭州却突然从伴驾的行列中消失了。

　　据这份清宫档案记载，闰二月十八日，皇后在行宫吃早饭时还得到皇帝赏赐，到了晚饭时皇后却不见了踪影。

　　清宫的《上谕档》：“闰二月十八日，奉旨派额驸福隆安扈从皇后由水路先行回京。”是驸马福隆安由水路把她先送回京师的。至于为什么被遣送回京，野史里说是皇后劝阻皇帝不要出去寻欢作乐，因而惹恼了乾隆皇帝。这种说法可能出自想象，但皇后惹恼了皇帝是肯定的。

　　从此以后，乌拉那拉氏就被冷淡在一边。第二年，乾隆皇帝正在承德木兰围场打猎时，乌拉那拉氏终于在清冷的深宫中走完了49岁的人生之路。乾隆听到消息后，并没有停止打猎，他平静地打发那拉氏的儿子回京办理丧事，并发下一道谕旨：“丧仪……照皇贵妃例行。”也就是说，要降一个等级为乌拉那拉氏举行丧礼。

　　对于秀女们来说，留了牌子不过是取得了一张进入皇宫的门票，如何博取皇帝的欢心则是她们一生的生活课题。

　　争得皇帝的宠幸已经很难了，何况宫廷的权利斗争既复杂又激烈，即使在皇帝那里得宠，也不能万事大吉。人们最熟悉珍妃的故事了，她不是深得光绪皇帝宠爱，被视为红颜知己吗？但是她却不讨慈禧太后的欢心，在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时，她被慈禧下令丢进了井里。慈禧专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连儿子、儿媳也不例外。

　　同治十一年，六岁继位的小皇帝同治已经长成17岁的翩翩少年，慈禧太后不得不放弃垂帘，把政权交给他的儿子同治。而在挑选谁为皇后的问题上，东太后、同治皇帝与慈禧太后出现了分歧：东太后看中了翰林院侍讲崇绮的女儿阿鲁忒氏。而慈禧太后则看中了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

　　由于同治皇帝也倾向于立阿鲁忒氏为后，慈禧太后败下阵来。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日，两宫太后颁布懿旨，选阿鲁忒氏为皇后，同时，封富察氏等三人为慧妃、瑜嫔、珣嫔。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由此也埋下了慈禧与皇后关系紧张的祸根。再加上阿鲁忒氏生性不苟言笑，更令慈禧太后耿耿于怀。

　　在同治皇帝死后，阿鲁忒氏失去了最重要的保护伞，最终因不堪忍受慈禧太后的淫威，在同治皇帝死后不到一百天就被迫自尽了。

　　死了的倒是一了百了，没死的呢？

　　皇帝的后妃时而封，时而废，不断降，不断升，后来者虽然说不上一个比一个漂亮，却绝对是一个比一个年轻。当道光皇帝69岁驾崩时，他的妃嫔们大多正当年华。更不必说那些短命皇帝，如顺治活了24岁，同治活了19岁，他们的后妃们无疑都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

　　皇帝一死，后妃们就得“守节”，那些风华正茂的寡妇，只好从原来居住的地方，搬进专为皇帝遗孀安排的院落——慈宁宫、寿安宫和寿康宫，就是人们常说的紫禁城里的寡妇院。从此，秋雨梧桐，白云苍狗，这里的座座佛堂和袅袅轻烟，成了她们未来日子的主要内容。

　　后妃们的命运如此，贵为天子的皇帝也不见得都能得到美满婚姻。

　　光绪皇帝的大婚典礼是清王朝的最后一次婚礼，尽管它的场面恢宏而热烈，但也是清代皇室婚姻中最为不幸的一场婚姻。

 

　　李莲英出生在清代的直隶省，也就是今天河北省的河间府。根据墓志铭的记载，他生于道光二十八年，9岁入宫。清宫档案也证明，他确实在咸丰七年，由郑亲王端华府上送进皇宫当的太监，但不是9岁，而是13岁。

　　李莲英入宫后的名字叫李进喜，他进宫14年的时候才由慈禧太后起名连英。他先后在奏事处和东路景仁宫当差，直到同治三年16岁时，才调到长春宫慈禧太后跟前。

　　此时，正值太监安得海被慈禧太后宠爱，红得发紫。后来，安得海因少年得志，过分张狂，终于以“违背祖制，擅离京师”的罪名，在同治八年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获，砍了脑袋。

　　这件事使李莲英得到了深刻的教训。他是一个十分聪明乖巧的人，很快就明白了应该如何摆正主子和奴才之间的关系。李莲英不仅学会了揣摸主子的脾气和爱好，能够千方百计地讨主子的欢喜，同时还能时时处处谨慎小心。正像墓志铭中说的那样：“事上以敬，事下以宽，如是有年，未尝稍懈。”。

　　同治十三年的时候，年仅26岁的李莲英开始任储秀宫的掌案首领大太监。这个职务一般需要进宫服役30年才有资格担任，可是李莲英这时候进宫刚满17年。

　　光绪五年，李莲英出任储秀宫四品花翎总管。随着他的主子慈禧太后日益大权独揽，他的声望地位也一天天变得显赫起来。李莲英31岁时，已经可以和敬事房的大总管也就是清宫太监的总头目平起平坐了。

　　到了光绪二十年，46岁的李莲英被赏戴二品顶戴花翎。清朝的二品文官，级别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对太监来说，二品顶戴只是一种荣誉的象征。虽然如此，李莲英还是在太监中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先例。因为早在雍正时期，雍正皇帝规定太监的品级以四品为限，不能再高出这个等级。

　　令人不解的是，李莲英虽然受尽了慈禧太后的恩遇宠爱，却始终未能离开慈禧太后的身边，当上清宫太监的总头目敬事房大总管。

　　在慈禧太后与李莲英之间，几十年所形成的主仆关系与感情非同一般。几十年来，慈禧身边的奴婢换了一茬又一茬，能善解人意的，除了早年被丁宝桢处死的安德海，恐怕就只有李莲英了。

　　在《在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晚清宫廷太监刘兴桥这样描述李莲英与慈禧太后之间的感情：“每天三顿饭，早晚起居，他俩都互派太监或当面问候：‘进得好’ ‘吃得香？’在西苑、颐和园居住的时候，慈禧太后还经常来找李莲英：‘莲英啊！咱们遛弯去呀！’李莲英便出来陪她去玩。他俩走在前边，其余的人远远地随在后面。慈禧太后有时还把李莲英召到她的寝宫，谈些黄老长生之术，两人常常谈到深夜。”

　　这是一段十分生动的记述，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李莲英这时候实际上成为晚年慈禧太后生活中一刻也不能离开的“伴”。

　　慈禧太后对李莲英的宠信与日俱增，引起了朝野的议论和不安。

　　光绪十二年四月，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以北洋海军已经训练成军，奏请朝廷派大臣前来检阅。慈禧太后派总理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譞去北洋各海口巡阅。

　　奕譞是当时光绪皇帝载湉的生父，身份高贵，因此要加派太监、御医随行。奕譞是一个城府很深而且非常谨慎的人，在慈禧太后召见时，他主动要求派太后身边最得宠的李莲英随行，以减少太后对自己的猜忌。

　　光绪十二年四月十三日，醇亲王奕譞抵达天津，会同李鸿章一起乘军舰出海，先后检阅了大沽、旅顺口、威海卫、烟台等处，五月初一回到北京复命交差。

　　这时候朝廷中已经是一片不满之声了。监察御史朱一新向光绪皇帝奏了一本，批评派李莲英随醇亲王视察海军，还说，说李莲英妄自尊大，结交地方官员，收受贿赂，理当查处。

　　清代文人、著名的维新派人士王照则另有一番说法。

　　王照说，醇亲王离开京城以后，每次接见文武官员，都让李莲英作陪。意在避免他要揽权的嫌疑，李莲英可以为他作证。而李莲英一直记着安德海的教训，每天穿着朴实，替亲王拿着一支旱烟袋，随时装烟，递烟。回到住处则关门闭户不见一个来访的人。

　　当时直隶、山东的一些地方官员，确实想要巴结这位太后身边的大红人，但都大失所望。从李莲英一向小心谨慎的表现来看，王照的这种说法是较为可信的。

　　慈禧找醇亲王问明情况后，把朱一新的奏折一通好批，并下令将朱一新降职一级，由御史降为主事。

　　光绪二十年，在甲午战争的时候，清朝北洋海军吃了大败仗，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可是人们不敢直接去批评慈禧太后，于是就把矛头指向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同时也捎带批语了李莲英。

　　朝臣们对李莲英的抨击批语，都没什么结果。主要还是因为攻击李莲英的人，都是仅凭着一些道听途说，拿不出什么真凭实据，这当然无法动摇慈禧太后对李莲英的信任。

　　说李莲英干预政事虽然证据不足，但是说李莲英贪财，那是千真万确的。曾经当过怀来县知县的吴永写过一本书，叫《庚子西狩丛谈》，书中记述了他在庚子年时的一段亲身经历。

　　这一年，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慈禧太后率光绪皇帝及文武百官仓惶出逃。吴永回忆，到了山西以后，太后的排场越来越大，一切费用都要地方承担，而宫里的太监就趁机找地方勒索钱财。

　　不仅如此，李莲英等还千方百计地敲诈勒索朝廷中的办事官员。

　　光绪十二年八月初三，江宁织造驻京人员来煜写给江宁织造广厚一封信，信中说：昨天李莲英总管又把我叫进大内，在宁寿宫的穿堂对我说：向来你们来拿图样，都要打点打点的，这一次准备如何办理？我马上回答这就写信回去让人送来。他说，既是这样，那就寄120两银子来吧！

　　以慈禧太后的精明老练，她不可能不知道身边太监有些胡作非为，但只要他们不干预政事，把她自己侍候得舒舒服服，太监们贪点钱财在她的眼里根本算不了什么。

　　慈禧太后已经年迈，光绪皇帝虽然有病，但毕竟年轻，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出现，慈禧太后死在光绪皇帝之前是必然的。李莲英这样精明刁滑，对于他来说，两面讨好，八面玲珑的做法，是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和自我保全的一种策略。

参与过维新变法的晚清文人王照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炎凉世态不堪论，蔑主惟知太后尊。丙夜垂裳恭待旦，膝前呜咽老黄门。”诗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庚子那年，慈禧率光绪和文武百官出逃后，第二年准备回京。他们走到保定住下。太后睡觉的地方，被褥铺陈都很华美，李莲英住的稍差一点，但也很不错。而光绪皇帝的睡觉的地方却很凄惨。李莲英侍候慈禧太后睡下后前来探望，见光绪在灯前枯坐，一问才知道他竟然铺的盖的都没有，时值隆冬季节，根本无法睡觉。

　　李莲英看到这个情况跪下抱着光绪的腿，痛哭说：“奴才们罪该万死！”并且把自己的被褥抱过来让光绪使用。光绪回到北京以后，回忆西逃的苦楚，就曾经说：“若无李谙达,我活不到今天。”

　　据说，戊戌变法后，李莲英出言谨慎，没有鲜明地表态站在慈禧一边。虽然没有让慈禧怀疑他的忠诚，但从此感情上有些疏远了。所以李莲英的墓志碑上写道：结束西逃回到北京后，李莲英 “自思可告之无罪，已萌退志。”。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慈禧太后死于北京西苑的仪鸾殿。李莲英办理完慈禧太后的丧事，于宣统元年的二月初二，离开生活了51年的皇宫。内宫主政的隆裕太后，准其“原品休致”，就是带原薪退休。

　　李莲英死于宣统三年，时年64岁。他死时，得到了清朝宫廷的1000两白银，在北京恩济庄的太监墓地修造了一座豪华坟墓。不过在30年前被破坏了，只有墓志铭的拓片还保留了下来。

（顺治年间禁止太监干政的木牌）

 

（敬事房）

 

　　在清朝，宫中太监多达上千，最多时有2800多人。这些太监除了少量的战争俘虏或年幼的宫刑罪犯外，大部分是从民间招募而来的。

　　当时直隶以及今天北京郊区的昌平、平谷、大兴、宛平等处都是出太监的地方。报名做太监的都是穷苦农民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为生活所迫，便将他们送入宫中。甚至一些已结婚生子的青年人，也净身做了太监。

据《大清会典》记载：清宫太监的招募工作通常由内务府下的会计司负责。会计司下设有两个牙行，具体负责太监的招募和“净身”手术的实施。

　　《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有清宫老太监回忆说：光绪二十几年前，在北京有专门干这种“净身”营生的，著名的如：北长街会计司的“毕五”和地安门外方砖胡同的“小刀刘”。

　　准备当太监的孩子在做“净身”手术前，都要先签一个合同，表示自己是自愿接受手术的，出了生命危险完全由自己负全部责任。签完合同，这孩子就被送上了手术台。

　　所谓的手术台，是一块四角都装着铁环的门板。孩子一躺上去，“净身师”把孩子的四肢牢牢的捆在铁环上，然后蒙上一块黑布，灌上一碗大麻汤做麻药，接着一盆凉水泼向孩子的下身，趁着孩子脑袋发懵、身子发麻，这时就下刀。

　　一些人付不起这手术费，就由家长自己动手。晚清的太监马德清在回忆当年自己亲生父亲给他“做手术”的经历的时候说，当时他被吓坏了，“疼得不知昏过去多少次。”

太监们入宫以后，生活水平确实有了明显的改善与提高。入宫时，每人都能得到一笔安家费。入宫后，每月还可以按等级得到相应的“月薪”，按季领取一份“口粮”。

　　清朝统治阶级看来，他们给予太监的待遇已经够高的了。鉴于明朝太监干预朝政的历史教训，他们不能容忍太监有任何干预国家政务的行为。开国之初，顺治皇帝福临，就将一块高134厘米的铁牌矗立在内宫交泰殿门前，上面刻着他颁布的严禁太监干预政事的一道敕谕。

　　宫中的太监只要触犯了这条祖宗家法，都会被处以极刑。如康熙初年的吴良辅，还有乾隆年间的高云从，都被砍掉了脑袋。

　　光绪二十二年甲午海战之后，储秀宫里的小太监寇连材年仅20岁，因忧患国事而冒死上书慈禧太后，随即就被以“犯法干政”和“越分擅奏外事”等罪名，押赴菜市口斩首。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文中为寇连材立传，称赞他是“烈宦”，把他的名字归到维新志士的行列之中。

　　据说，内务府慎刑司，就是清宫内部主管执法的部门，设有“气毙”之刑。这种刑法用七层棉纸沾水后，一层层将受刑犯人的口鼻耳封起来，使他窒息而死。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就用这个办法，将伺侯光绪皇帝及珍妃的数十名太监治死了。

　　“气毙”之刑在清宫档案中没有记录，但戊戌变法后，宫中确有几名太监被“杖责”处死，也就是乱棍打死。

当然，因干政而遭到惩罚的毕竟是少数。对于大多数太监来说呀，防不胜防的是宫内多如牛毛的清规戒律，稍微一不留神，就有危险。

　　按《宫中则例》规定：太监口角斗殴，打六十大板；点灯时不谨慎、夜里值班时打瞌睡、大声喧哗、损伤宫中陈设、私自外传宫内之事、不服上层太监管教等打四十大板；传小道消息、请假回来得太迟等打二十到三十大板。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在瀛台当差的一个太监，因为母亲病重，告假三天。回家后，母亲病逝。办完丧事赶回宫中，晚了不到一天，但首领太监已上报作为逃跑处理，于是他被发到南苑在马棚里铡草三年。

　　把太监关起来为马铡草，是清朝统治者处罚太监的一个重要手段。瓮山也就是今天的颐和园万寿山，这个皇家御花园过去竟然也是关押太监的一个重要场所。

　　从乾隆十二年的一份报告看：当时瓮山关押着十三名太监，其中带有九条锁链的达七人之多。瓮山并不是惩罚太监的惟一地方，在清朝的中后期，更多的太监被关在景山或南苑的吴甸。当时，所有被关在这些地方的太监，都是给马铡草。

　　在这种情况下，太监们的精神压力特别很大，每天战战兢兢，处处小心谨慎，但越是这样他们越容易出错。

　　嘉庆十三年保和殿的小太监用竹棍支窗户，随手将削竹棍的小刀忘在了床上。被发现后，以“持刀入宫”的罪名论罪，被判绞刑，后来从宽发落，处枷号一年。所谓枷号，就是在脖子上架上一副沉重的木枷，每天从早晨直到晚上，在室外站着，跪着，刮风下雨也照跪不误。

　　沉重的劳务、严厉的处罚，使许多下层太监一天天变得迟钝而麻木。再加上被阉割而带来的自卑心理以及四周人们的歧视，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实在算不得人。

　　乾隆时期，有个叫罗思贵的，为了养活家小，于21岁时净身入宫做了太监。乾隆十九年，他将妻子、儿子及老母接到了紫禁城外的西华门外居住。他的妻子忍受不了这种变异的生活，扔下了儿子及老母不辞而别回老家去了。其他同伴太监以此事嘲笑他，罗思贵受了刺激，便用小刀自杀，结果还没有死成。

　　生活的平淡与无聊是对宫中太监的又一种折磨。晚清的太监魏子卿等人回忆说：“当班的时候没有多少事做，不当班的时候，除了服侍老爷也就是大太监也没什么事情做。在固定的圈子里走，也走腻了。”

　　无聊、苦闷、压抑、自卑，这种种一切像无法挣脱的罗网，使得他们神情恍惚、性格怯懦，一天到晚疑神疑鬼。

　　太监呀心理变态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他们的性格是畸形的了，具有双重性，平时唯唯诺诺，可是有时候又会突然的发作，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清宫，大太监欺负小太监是天经地义的。在《内务府奏案》中，就记载了这样的事：乾隆六年圆明园舍卫城太监金满贵与首领太监徐志在值班房中开玩笑，徐志忽然翻脸说金满贵无礼，金不服，徐便动手打金，事情闹大了，结果金满贵被罚往瓮山锄草，可徐志却一点事也没有。

　　上层太监对下层太监不但任意欺压，而且直接盘剥。乾隆中期，静宜园有个叫高朝凤的首领太监，因父亲去世，丧事办了20多天，其间往来吊丧亲友们所有的饭食费用，全部从属下太监中摊派。

　　大太监欺负小太监，小太监则欺负更弱的人，宫中的杂役们也是太监们欺负的对象。乾隆二十五年。圆明园西洋楼的领催就因不堪太监私刑殴打，忿而自杀。

　　乾隆22年，一个在宫里当和尚的太监于荣焕，在大街上公然的侮辱一个巡检，后来又大闹公堂，气焰十分嚣张。

　　宫内太监酗酒、赌博、打架之风盛行。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圆明园中几个太监赌博，边赌边喝酒，后来因为输赢，借着酒劲争吵打斗，结果太监张进朝当场被另一个太监用随身的小刀捅死。乾隆四十八年的一个秋夜，在圆明园螺蛳楼北边水沟旁，两拨太监捞螃蟹时发生争吵，后来发展到打群架，太监张忠当场被打死。

　　当太监们对宫中的生活忍无可忍时，便开始逃跑。据统计，光绪二十六年正月至七月，逃跑太监多达233人。可悲的是：太监们的这种逃跑往往很盲目，逃出宫后，才发觉自己什么生活技能也没有，不能适应社会生活，加上自己生理上的显著特征，很容易被人识破。跑来跑去，只得又跑回宫中。他们最终发现，除了做太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生路。

　　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便想到了自杀。在清代，太监自杀现象层出不穷。

　　也许只有从肉体上消灭自己，他们才能从精神上获得彻底解脱。

　　太监的命运是悲惨的，生前卑微屈辱，不被当人，死后被抬出宫，埋在城外，那些普通太监甚至连墓碑也没立一块。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在西方列强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入侵下，大批中国农民和手工业者失去了传统的谋生手段，无奈而绝望。他们设坛习拳，反对外国教会和外来事物，很快发展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规模浩大的义和团反帝运动。

　　义和团运动严重的威胁到了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帝国主义他们借口清政府“排外”，他们的安全受到了威胁，于是在光绪二十六年,由英、美、俄、法、德、意、日、奥八国，以“保护各国公使馆”为名，就组成了八国联军，发动了进一步地瓜分中国的侵略战争。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7月14日）八国联军侵占天津，一路烧杀掠抢。七月十九日（8月13日），八国联军向北京发起攻击，轰隆隆的炮声震撼了紫禁城。

　　七月二十一日凌晨，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枪炮声中，慈禧为了保全性命，置国家危难于不顾，带着光绪皇帝、皇后、瑾妃、大阿哥溥隽等换了便装，分乘三辆马车，仓惶离开紫禁城，开始了一年零四个月的逃亡生活。

　　这支仓惶的皇室队伍，由马玉昆率领1000余名护驾官兵以及神机营、虎枪营部分官兵保驾，经南口、居庸关、怀来县、宣化府、阳高县、大同府、代州、忻州，于八月十七日到达山西太原。

　　刚开始西行逃难的时候，路上到处是溃散的官兵，老百姓也是流离失所，慈禧一行根本无人接应。当时出北京走得急，所有的御用被服和食物都没准备好。慈禧和光绪晚上只能睡在土炕上，既无被褥，又没有更换的衣服，更谈不上享用美味御膳了。

　　慈禧一行跑到了北京西北的怀来县。当时的知县吴永出城迎驾，并且进奉衣食，慈禧的情况就开始稍有好转了。他们又跑到宣化，宣化离京城远，也听不到八国联军的枪炮声了，慈禧这才想起自己跑出来以后，还有很多后事没有料理。因此，她连着发了几道上谕，以便于对于一些遗留的问题，进行处理。命令庆亲王奕劻火速回京和李鸿章一起与各国交涉议和。

　　慈禧最初是企图利用义和团血肉之躯，来阻挡八国联军的进攻，后来，又反手要用义和团民众作“牺牲”，来向列强进贡了。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她在太原发出上谕：此次祸乱是因义和团拳匪而起，命令直隶的各路军队，凡有拳民聚集的地方，都要勒令缴械，立即遣散，如敢有违抗的就要痛加镇压。

　　慈禧一行人马继续的还往西逃，各处护驾的那些人员，也陆陆续续的都赶到了；朝廷除了有一部分官员留在北京和西方列强议和以外，其余官员都纷纷的接踵而至。

　　慈禧规定：亲王、郡王每天发给银子60两，贝勒、贝子每天30两，皇亲贵族人等每天15两，二品以上大员每天7两，三品以下官员每天5两、3两、2两不等。

　　为了笼络人心，慈禧还巧立名目，大肆赏赐随行官员和宫中太监。

　　慈禧原打算落脚太原，但是正赶上山西大旱，供给困难，又听说德法联军要进入山西，他们就决定转往陕西西安。闰八月八日，慈禧继续西逃，不过这段行程已经没有当初离开北京时的慌乱和狼狈，随行人员和官兵都大有增加，大小官员更是尽心尽力，沿途官兵肃立护卫。慈禧的大队人马于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四日到达西安。

　　慈禧刚到西安时首先选择了抚台南院居住，后来嫌地方太小不够用，又搬到北院，作为自己和光绪皇帝的行宫。

　　慈禧到了西安,没有多久，马车换成了八抬大轿，护驾官兵也用上了当年乾隆皇帝出巡时使用过的仪仗，又赶制龙旗24面，以壮声色。

　　慈禧每天吃饭，仍分荤局、素局、饭局、茶局、点心局等。每局设管事太监一人，厨师十来个，统一由总管大臣荣禄管理。

为了保障“老佛爷”能喝到新鲜牛奶，专门在西安行宫饲养了6头奶牛。就这样，每天花掉200多两银子，慈禧还说是“俭省多了”。

　　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慈禧还要举办祝寿活动。因为宫中的龙袍，龙褂没带来，她便命令两江总督刘坤一负责在江苏紧急缝制龙袍、龙褂然后运到西安，还从南方各省调运来大批绫罗绸缎，征调许多裁缝去赶制各式衣服。

　　为了保障大队人马的开销，早在离京的第五天，即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慈禧就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降下一道谕旨。谕旨说：朕暂时去太原，一切开支都事关重要。所有各部各省该缴纳的关饷钱粮，全部改运到朕所在的地方，不得延误。这道谕旨下达以后，各地官员便纷纷将应上缴北京的关饷钱粮转运到太原和西安。

　　根据档案文献的不完全的记载，截止到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全国各省运往西安的银两就达500万两，粮食近100万石。

　　除此之外，当时具体负责筹集粮款的岑春煊等人，他们每到一地，都向地方官员大肆勒索摊派，多的时候达白银万两，少的时候也有七八千两。至于太监等人的敲诈勒索，更是司空见惯。地方官吏不堪负重，被逼自杀的事情也经常发生。

　　慈禧逃到西安后，虽然不再担心列强会直接威胁她的生命，但又害怕各国公使不会就此罢休，会把自己列为首犯加以制裁。她一方面不断通过电报与在京的奕劻、李鸿章取得联系，了解议和进展的情况，同时为了讨好列强，竟不断发布上谕，说什么这次中国变乱，事情来得仓促，以至于得罪了友邦，这并不是朝廷的意愿。对于罪魁祸首必定严加惩办，以绝祸根。

　　奕劻、李鸿章与列强的谈判，从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开始，到光绪二十七年七月结束，前后将近十个月。

　　为了在谈判桌上取得更多的筹码，当时以德国为首的列强，就继续的向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送别德国远征军启航的仪式上声称：无需任何怜悯，决不留下任何俘虏，即使千年以后，令中国人都不敢小视德国人。

　　八国联军相继出兵，占领了北京周围的山海关、保定、五台山、张家口，并兵临娘子关、山东等地。列强们先后派出46支讨伐队，单独或与清政府共同剿杀义和团。所到之地，烧杀淫掠，恣意横行。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经过英、美、俄、法、德、意、日、奥等11国驻京公使的反复磋商，最后一份包括12条条款的《议和大纲》终于确定下来。

　　当奕劻、李鸿章将《议和大纲》送到西安后，慈禧太后见列强并没有把她列为罪魁祸首，仍愿意保留她的地位时，不禁大喜过望，立即回电：所有条款，“立即照允”，并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罪已昭”，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尽力满足列强的要求。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公元1901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他们代表清政府和英、美、俄、法、德、意、日、奥、西班牙、比利时，还有荷兰一共是11国家的公使，在北京就正式的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个条约一共有12款，还有附件19个。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慈禧认定时局对她已经很有利，便于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公元1901年10月6日），起驾回北京了。

　　慈禧回北京，可与逃出北京的狼狈光景大不相同了。从西安起程时，百姓挂起彩灯伏在地上欢送；回京的数万人马，按照京城的仪仗制式列队行进。后面跟着3000多辆车子。

　　这些车子里，装满了各地进贡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白银400多万两，还有许多古玩珍宝根本装不下。浩浩荡荡的回京人马犹如打了胜仗似的“凯旋”而归。

慈禧还在开封停留一个多月，大搞祝寿活动。

　　到了直隶真定，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正定府，慈禧决定改乘火车回京。为了她片刻的休息，车站搭起了彩棚三十多座。为了迎接慈禧回宫，京城地方官员倾城出动，将御道及有关建筑装饰一新。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慈禧与光绪皇帝等人终于回到了北京。在沿途大街上，除了跪地迎接慈禧的清朝官兵，竟然还有许多看热闹的八国联军官兵，想必这些慈禧是看得到的。今后怎么对付洋人，成了“老佛爷”巨大的心病。

　　《辛丑条约》签订了，慈禧太后也的回到了北京，从此，中国进入了最为黑暗的岁月。